禮儀與政治：清朝禮部與理藩院對非漢族群的文明管包養留言板理
作者：張永江
來源：《清史研討》(京)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仲春廿七日壬戌
耶穌2020年3月20日
內容撮要：本文從禮儀軌制的視角，通過對比禮部和理藩院兩年夜機構治理境內族群的分歧分工，探討了清朝在區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明方面的盡力及其政治價值。清朝對眾多族群和文明，采取分類治理的方法。分類的原則是與清朝關系的親疏遠近，既包含政治方面，也包含文明和感情方面。通過禮儀教化各族群，是禮部施政的總原則。教化之道，一是儀式自己，展現的是清朝的觀念、態度；一是儀式所必須的符號性的東西和手腕，包含食品、冠服、儀仗、印信、金錢、樂器，也包含文字、音樂和跳舞等。戰略上則通過在禮儀軌制上優遇蒙古作為“教化”境內族群的樣板。清朝禮制的最年夜特點即是濃郁的多元化族群顏色。在許多儀式中，邊疆族群已經由旁觀者或副角成為配角之一。這種禮制上的新格式的構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統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深入地反應了來自南方的統治族群滿洲對于本族及其他邊疆族群的文明價值的認知和認同。清代後期“蠻夷”觀念的第一次轉換，是清朝禮儀軌制更換新的資料、發展的主要思惟資源。
關鍵詞：禮儀/教化/非漢族群/文明整合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清朝的禮部及其在管理清朝這個多族群①國家所發揮的獨特而主要的感化。清代禮儀作為文明的主要部門，天然不乏研討結果。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或許是軌制、政策評述，②或許是在宮廷禮儀③，或許是中外關系中的“禮儀之爭”④，基礎集中在文明視域。個別結果雖與邊疆教化管理相關聯，但局限在東北一隅，可以視為文明“異化”的個案。⑤在歐洲，談起清朝，人們經常注視的仍然還是滿洲強年夜的武力和獨特的軍事軌制。很少有人認真細致地討論清朝統治者在文明建設和禮儀軌制方面支出的盡力，以及這些軌制對于維系和鞏固這個龐年夜並且文明多元的國家的意義。反之，american的清史研討者，則異常重視清代文明特別是統治焦點滿洲所代表的滿族文明與政治的關聯。此中，圍繞清朝的統治及其勝利的緣由，曾出現過兩種對立的意見——“漢化”派和“堅持滿洲傳統”派的劇烈爭論。代表性的學者如柯嬌燕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留意到滿洲統治者建構“話語知識”的盡力，但關注點集中在最具把持文明資源大志壯志的乾隆帝所組織的大批禮儀文獻編寫方面。⑥而羅友枝則明確宣稱，“清朝勝利的關鍵原因是其針對帝國之內亞邊疆地區重要的少數平易近族采取富有彈性的分歧文明政策的才能”。她通過清朝的宮廷禮儀闡述了這一才能——重要表現在祭奠、薩滿教、躲傳釋教及私家禮儀方面。⑦可是這些統治“創新”，畢竟是面向滿洲宮廷、至少是皇族成員的內部，雖然由于“滿蒙聯姻”會對少數草原貴族產生輻射感化，但對廣年夜的藩部族群平易近眾能發揮幾多感化卻難以樂觀。換言之，她們雖然意識到了滿族統治精英在應用內亞文明資源建構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要性，卻沒能給予充足無力的證明。並且，滿洲精英的上述盡力，畢竟是為了順從“漢化”而在文明上另起爐灶，還是在東西意義上操弄文明資源服務于統治需求？仍須認真討論。有鑒于此，這里從更主要的國家禮儀軌制層面，從頭探討清廷整合非漢族群以促進藩部(相當于東方學者指稱的“清朝內亞”部門)族群對清朝認同的政治價值。當然，這一觀察是把清朝的統治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之下為條件的。好像清朝只是現代中國漫長的王朝鏈條中的一環一樣，清朝重視禮儀軌制在國家政治生涯中的位置，設立禮部作為最高治理機關的做法，并不是本身的獨創，在相當年夜的意義上不過是繼承了中國存在數千年之久的陳舊的“以禮治國”的傳統。清朝的創造性，體現在她能根據本身的需求對“禮治”傳統加以改革，增添新的內容，參加本身及塞異族群多元的文明和傳統，最終使之成為清朝新的年夜一統的軌制和傳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統。其凸起表現，乃在于創設理藩院這一中心機構并賦予其規范整合塞異族群禮儀軌制的權力，以彌補禮部效能之缺乏。在這一過程中，滿洲精賢明顯不是以塞異族群文明(或許稱內亞)代表的姿態對抗漢文明，而是站在“年夜一統”的政治窪地，以高于塞異族群文明和華夏漢文明的姿態，對二者進行資源整合調處，創造一種新的年夜一統的意識形態，以便適應領土廣袤、族群眾多、文明各異的“全國”型國家管理的需求。
一、中國歷史上的“禮治”與清朝禮部的權力空間
從文明的角度看，禮是中國陳舊的價值觀念。商代甲骨卜辭中就有了“禮”字。基礎含義是敬神的觀念和行為。“禮”的字義，先擴展為“敬意”，又擴展為“表達敬意的儀式”，最晚到年齡時代，已經泛指人類社會的品德和行為規范，即軌制和儀軌。從實踐的過程看，最早，它是遠古時代人們祭神求福的一種儀式，也是中國最早的行為規范體系。隨著晚期國家(甜心花園夏、商、周)的出現，禮逐漸被君主應用，禮的內容也由原來單純的習俗儀式，發展成為約束人們婚姻、血統、親續、君臣等社會關系的一種開放性的行為規范。
禮最早被確定為治國理論始于西周王朝，更確切地說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禮”。⑧可是，依照周代《禮記》的闡述，五禮系統已經相當完備、復雜，觸及人類社會生涯的各個領域，調整著人與人、人與天然的關系。《尚書·舜典》說虞舜“修五禮”，故清代學者說“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于周官”。⑨所謂“五禮”指的是吉、兇、軍、賓、嘉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即祭奠；以兇禮哀邦國之憂，即悼念；以軍禮同邦國，即撻伐，以賓禮親邦國，即朝覲；以嘉禮親萬平易近，即冠婚。禮的感化是多方面的：“品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高低，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可；禱祠祭奠，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⑩北宋天子趙佶進一個步驟闡述說：
(五禮)君子倫，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倡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序，人倫正也。上不成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年夜不成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年夜，無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夫人倫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亂者未之有也。下欠好亂，上不僭差，而全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11)
禮的基礎精力是別尊卑、序貴賤，在區分等級差別的條件下確定次序，納全國于一統，在宗法政治基礎上樹立穩定的年夜一統的王朝統治。
年齡戰國時期，社會動蕩，“禮崩樂壞”，思惟界則異常活躍。儒家提出了本身的關于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次序觀念，即以倫理為中間的社會次序觀。歸納綜合地說，即君臣、父子、夫婦三者直接的主從關系，即后世歸納綜合的“三綱”。同時儒家又提出了仁、義、禮、智、信這些主要的品德概念，后世稱為“五常”。三綱五常，構成了儒家幻想的次序世界：“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他們信任，幻想的品德觀可以塑造出具有幻想人格的國平易近，從而支撐起和諧、穩定的社會和國家。在當時，這一理論完整適合基于農業生產方法和宗族社會立國的王朝國家狀況。
由于儒家的代表孔子謹記周朝，主張以禮治國，認為“不學禮，無以立”；儒家的改造派荀子主張兼取各長，接收法家的“法治”精力，奉行“隆禮重法”，將禮與法結合起來，對后世影響很年夜。儒家認為，禮的感化在于區分高低貴賤尊卑，維持等級軌制，孝親尊君，進而穩定社會次序，加強君主專制。正因為這般，中國歷代統治者、政治思惟家均將禮視為治國安邦的最基礎指導原則。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中國王朝時代正統的政治思惟。《左傳》云：“禮，王之年夜經也。”“禮，經國家、定社稷、序國民、利后嗣者也。”孔子所倡導的“為國以禮”也就成為中國傳統的治國形式，以后歷代王朝，慢慢將其加以完美，沿襲未改，一向到清朝。《清史稿》說：
自虞包養app廷修五禮，兵休刑措。天秩雖簡，鴻儀實容。沿及漢、唐，訖乎有明，救敝興雅，咸依為的。煌煌乎，高低隆殺以節之，吉兇哀樂以文之，莊恭誠敬以贊之。縱其間淳澆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鏤人理，隨時以樹之范。故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憑依，洵品匯之璣衡也。斟之酌之，損之益之，修明而講貫之，安見不成與三代同風！(12)
恰是認識到了禮制對治國的強年夜功用，清朝進關后，以立刻馴服為擅長的滿洲統治者敏捷接收了這項傳統的漢族軌制。“世祖進關，順命創制，規模閎遠。順治三年，詔禮臣參酌往制，勒成禮書，為平易近軌則。”(13)當然，這距離他們在關外初次嘗試設立禮部，樹立禮儀軌制，已經過往了15年。其間足以積累起相當豐富的經驗，并構成本身的傳統儀式。新的年夜清禮制是滿洲禮制與明朝禮制的結合，注定了它帶有濃郁的內陸亞洲狩獵、游牧平易近族特點。並且，隨著王朝邊疆區域的拓展，各非漢族群源源不斷地參加，這些特點就加倍豐富和鮮明。
與漢族樹立的明朝比擬，滿洲人樹立的清朝在軌制上對前朝有明顯的繼承性。作為國家主要機關的禮部，其基礎職能與明代雷同，都是以掌管國家的文明、教導事務為主。清代禮部作為最主要的國家機關之一，位列六部中第三位。以現代觀點看，它所掌管的事務未幾，且不那么主要。《年夜清會典》說，禮部“掌全國禮樂、祭奠、冊封、包養意思朝貢、燕享、貢舉之政令”。(14)相當于本日國家的文明、教導、宗教、交際事務及部門官員選拔事務。但在傳統中國，祭奠禮儀與軍事武備劃一主要。《左傳》說“國之年夜事，在祀與戎”。禮部掌管這些事務，卻只要4個司，加上附屬機構，不過7個部門，主事以上官員只要45人。該部門的政務處理特點是制訂禮儀軌制和原則，實際操縱事務較少。禮部官員經常飾演的是儀式指導官的腳色。
因為以“全國”為管理范圍，既有境內庶政，也有關于藩屬和外國的“交際”事務。二者位于分歧的空間，構成了禮部面對的兩重世界。所分歧者，明清兩朝禮部所管轄范圍和具體事務有差別。明朝無處理境內非漢族群事務的專門機構，故境內部門的蒙古(明代稱“三衛”)族和東北各族(“土官”)事務歸禮部。清代有理藩院，蒙躲回各族的庶政由其負責。其他南方各族的事務也歸理藩院治理。但禮儀角度的治理包養留言板，如蒙古、西躲貴族的朝貢、冊封、賜祭、宴賚，仍歸禮部。清朝的禮部和理藩院，在職責方面既有區別，也有重合、穿插之處。例如，在境異族群的事務方面，理藩院治理東南陸路屬國和外國；禮部治理朝鮮、海路屬國和外國。這種分類，既反應了清朝統治層對“內外”、“華夷”等族群、文明觀念的認知；相應地，也展現了清帝國“差別待遇”內異族群的文明政策。
明清兩朝，都以“全國”為施政范圍和權力空間，但以領土(版圖)為基礎的主權范圍，清朝遠較明朝廣年夜。領土之內，以軍政把持力為表征，可稱為主權空間。主權之外的藩國或許屬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力空間，特點是對象和范圍都是含混的和不確定的，這個空間以文明重要是禮儀的把持力為表征，可稱為文明權力空間。兩重空間之間界線及內部邊界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改變的，可以收縮或延展。以明清兩代比較而論，清後期外蒙古、回部和西躲地區的參加極年夜擴展了清朝的第一重即主權空間，而外重文明權力空間也年夜為展拓，東南遠至中亞。但19世紀后半期，不僅外重文明權力空間崩潰，宣統三年(1911)以后，作為主權空間的外蒙古也不復擁有。清朝對兩重空間的把持手腕有明顯分歧，前者是綜合的，政治、軍事、經濟、文明手腕綜合并用；而對后者，則以單一的文明手腕(禮儀)為主。政策的目標也不雷同，前者是實際的統治，后者則只須堅持名分上的“藩服”關系即可。當然，兩者之間有重疊和穿插的部門，重要表現在某些禮儀上，如朝貢和招待。這一方面表白，主權空間的擴展是一個持續較長的過程，政治過程自己就具有半自治等過渡性形態，政策上也須有相應的過渡性以適應；另一方面，新參加王朝版圖的空間及其族群在文明上擁有本身的系統和特點，這一點與外重文明權力空間的族群雷同，適用包養網推薦雷同的禮儀也不難懂得。質言之，軌制并不總是反應結果，也經常呈現過程。
二、族群分類與“教化之道”
清朝年夜一統事業的勝利，無疑加年夜了清朝天子教化治理“全國萬平易近”的難度，但繼承了“普天之下，難道王土”的帝王政管理念的清帝，不會放棄本身的“責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編纂完成的《年夜清會典》提到“國家一統之盛，超邁前古。東西朔南，稱藩服、奉職貢者，不成勝數。凡蒙古部落，專設理藩院以統之。他若各番土司，并隸兵部。其屬于主客司、會同館者，進貢之年有期，進朝之人有數，方物有額，頒賞有等”。(15)這是史官從朝貢禮儀的角度，對兩重空間中的非漢族群(統治族群滿洲，當包養情婦然不在其列)的治理所做的分類。這一說明并不周全，在當時，屬理藩院治理的，還有俄羅斯及中亞、南亞的一些國家和部族政權。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書的《年夜清會典》專從禮部治理的視角說明：“凡四夷朝貢之國，東曰朝鮮，東南曰琉球、蘇祿，南曰安南、暹羅，東北曰西洋、緬甸、南掌。東南夷番見理藩院。”(16)這個分類，反應的是七十余年后兩重空間邊界變化后的情況。這個變化就是《清史稿》說的“清初，蒙古北部喀爾喀三汗同時納貢。朔漠蕩平，懷柔漸遠。北逾瀚海，西絕羌荒。青海、厄魯特包養網站、西躲、準噶爾，悉隸版圖。荷蘭亦受朝敕稱王，名列藩服。厥后至者彌眾，乃令各守疆圉、修職貢包養管道，設理藩院統之”。清朝滅亡以后，史家的認識逐漸清楚起來，即“清初藩服有二類，分隸理藩院、主客司。隸院者，蒙古、喀爾喀、西躲、青海、廓爾喀是也；隸司者，曰朝鮮，曰越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荷蘭，曰暹羅，曰琉球。親疏略判，于禮同為屬也。西洋諸國，始亦屬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歐風亞雨，不可一世，覲聘往來，締結齊等，而于禮則又為敵”。(17)綜合來看，顯然，第一類是版圖之內的蒙古各部(包含喀爾喀、厄魯特、青海、準噶爾)、西躲，都隸屬理藩院，構成了第一層級；第二類是朝鮮、越南、南掌、緬甸包養行情、蘇祿、荷蘭、暹羅、琉球，歸禮部治理，也包含廓爾喀等理藩院治理的國家。第三類則是無政治關系(敕封)的貿易國家，如俄羅斯及西洋諸國。
對這般眾多、情況各異甚至完整生疏的族群和文明，清朝只能采取分類治理的方法。這種分類治理，既體現在處理各國及外番族群事務所屬的行政機構上，也表現在禮儀軌制的等級差異上。分類的原則是與清朝關系的親疏遠近，既包含政治方面，也包含文明和感情方面。
通過禮儀教化各族群，是禮部施政的總的原則。教化之道，重要包含兩部門，一是儀式自己，展現的是清朝的觀念、態度；二是儀式所必須的符號性的東西和手腕，包含食品、冠服、儀仗、印信、金錢、樂器，也包含文字、音樂和跳舞等。教化的途徑體現在諸多方面，重點是明確等級高下，展現貴賤親疏。以下重點觀察儀式中的差別。
朝賀儀式。屬于嘉禮系列。包養網心得國家最主要的慶典是天子登極儀式，在儀式中，“班位”(隊列與地位)極其主要，法令性質的《會典》中專設“班位”一級加以規定。清初規定：朝鮮青鳥使和外藩(蒙古)青鳥使排在文武百官之后。除夕朝賀儀式上，天聰六年(1632)的規定是蒙古貝勒排在滿洲貝勒之后，朝鮮青鳥使在最后。崇德年間，兩者地位顛倒過來。(18)不過，從順治年間開始，清廷為蒙古王公確定了年班軌制，每年必須在指定時間輪流朝覲天子，在京棲身和任職為官的蒙古額駙(皇室女婿)除外——他們不用再每年參加除夕朝賀。此包養金額外，蒙古王公、臺吉可以在常朝日(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覲見天子行禮。而“外藩模范”朝鮮，只能在極特別的盛京朝會上覲見，且站班在百官之后，而不像蒙古王公那樣位列滿洲王公之后。(19)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后，朝賀隊列里又陸續增添了屬哈薩克的右部哈薩克、哈薩克阿布賚汗子阿第勒素坦，哈薩克杭和卓之弟阿噶岱、哈薩克汗瓦里蘇勒坦之弟多索里蘇勒坦；屬回部的回子伯克；蒙古的土爾扈特郡王策楞德勒克；云南邊境土司猛拱頭目興堂扎；中亞霍罕青鳥使及同來的瑪木克；安南國王等。朝覲者的族群復雜，成分各異，必須及時調整班位順序。(20)乾隆二十五年以后規定，哈薩克貴族進蒙古王公班，地位在相應級別蒙前人之后，其后是回部人(普通指有爵位者)；其官員按品級包養軟體排在滿漢官員之后，后定在三品官之末。(21)乾隆三十五年定，霍罕青鳥使來京，進于三品班之末行禮。土爾扈特郡王策楞德勒克來京，于蒙古王公之后行禮。猛拱頭目興堂扎，隨五品年夜臣班之末行禮。“向破例國青鳥使另班行禮，以朝鮮國為領班”，朝鮮、琉球、南掌、暹羅四國青鳥使于百官之末行禮。但假如安南國王來京，班次在和碩親王之次，明顯高于青鳥使待遇。所體現的只是國王的成分高于青鳥使。
道光七年(1827)天子從頭做了一次嚴格清楚的規定：
向來除夕受賀，蒙古臺吉等，本有必定班次，因理藩院不派熟諳典禮之員帶領，乃至多有參差。嗣后除夕朝賀，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仍照舊進于內地王公之次行禮；其札薩克臺吉以下，著依照品級，列于東邊行禮內地年夜臣官員各排之次。其各部落回子伯克、土司等，若照理藩院所議列于內地年夜臣之次，殊掉體制，著另為一班，列于西邊行禮內地官員之末。如遇廓爾喀年班來京，依照向來班次，列于回子伯克、土司之末。著理藩院先期于司員內，擇其熟諳典禮并通曉蒙古語者，每項派出二員，屆期帶領行禮。(22)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每年除夕朝覲行禮參加者的前后行列順序：第一層級，內地(滿洲)王公→蒙古王公→哈薩克王公→回部王公；第二層級，內地年夜臣東班→蒙古札薩克臺吉，內地官員西班→回子伯克、土司→廓爾喀；第三層級，朝鮮、琉球、南掌、暹羅。清帝國兩重空間中的族群政治次序，一目了然。這就是禮儀的感化。禮儀與政治的關系，不問可知。
冊封儀式。嘉禮。依照規定，蒙古王公、臺吉受封襲位，冊封儀式由理藩院辦理。蒙古王公的夫人(福晉)、女兒(格格)，照滿洲王公之例，每五年集中冊封一次，禮部派使者攜帶文書前去。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青海、外蒙古等偏遠蒙古地區，改由理藩院系統頒給文書。(23)蒙古之外，回部王公的親屬，建功情況下，也可以獲得冊封。嘉慶五年(1800)和七年，郡王銜貝勒哈迪爾的母親和老婆，同治八年(1869)已故郡王伯錫爾的夫人，都獲得了冊封。(24)其他族群有無冊封，未見記錄。
頒朔儀式。嘉禮。頒朔，即頒授時憲書(歷書)。這在現代是一項盛大典禮，具有濃厚的政治含義。“修職貢，奉正朔”，向來是臣服的標志。頒朔典禮于每年十月初一日拂曉在午門外舉行，是國家級典禮。屆時，王公貴族以致文武百官必須參加，無故不到者，要受處分。朝鮮國要遣派專使參加。參加者順次跪領。內地各省，則逐級頒發。“乃頒布平易近間。山陬海澨，無有不遍。偽造者論如律。外藩蒙古部落，表裡札薩克，諸邊番夷，由驛給發。”(25)《會典事例》提到的蒙古部落就有內札薩克科爾沁等二十四部落，外札薩克喀爾喀等十有五部落，青海札薩克王臺吉，杜爾伯特部落等。
清代的時憲書中，除了時間、節氣信息外，包括著時政信息。乾隆時期，新納進主權空間的地區，或許原被疏忽的邊疆區域，都被請求標注在時憲書中。如乾隆二十年(1755)“奉旨，準噶爾諸部盡進版圖，其太陽收支節氣時刻，宜載進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中外一統之盛”。(26)二十二年，增黑龍江、吉林、伯都訥、三姓、尼布楚太陽收支節氣時刻，載進時憲書。伊犁等蒙古部落，并巴里坤、吐魯番二十處太陽收支節氣時刻，增進時憲書，一例頒發。這一年，欽天監將新增有回部二十六處的時憲書頒發全國。三十七年蒙古土爾扈特部從俄國回歸中國，于是添進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二十四處北極高度及偏西度。次年，依照《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矯正時憲書內所載地名標注。四十二年，新增鉅細金川及各土司地名，北極高度及偏西度載進時憲書內。時憲書中也增添了內地直省甚至外藩屬國的地理地輿信息，如四十年，時憲書內增刻安徽、湖南、甘肅三省北極高度及偏東西度。乾隆五十四年，安南照朝鮮之例，將北極高度及偏西度載進時憲書。嘉慶八年(1803)，嘉慶帝令欽天監衙門于頒行時憲書內將“安南”二字改為“越南”，永遵正朔。嘉慶十四年，令將琉球國星度節候詳細推算，增進時憲書內以垂久遠。(27)一部歷書，簡直可以看做是清朝兩重權力空間的象征，難怪清廷這般重視頒朔之典。(28)
宴享儀式。嘉禮。年夜宴儀凡國家例宴，禮部主辦。這種宴會包含元日宴、冬至宴、元會宴、千秋宴、凱旋宴、外藩宴等項目。
元日宴，即每歲除夕(正月初一日)日午時舉行的年夜型宴會，執政會儀式之后舉行。發端于盛京時代，參加者重要是滿洲、蒙古王公，宴會所用的食品，如肉、酒都由參加者自備，具有主要節日聚會慶賀的意思。完整由國家接待，大要從康熙時期開始。雍正四年(1726)確定的除夕宴儀式是：
是日巳刻，內外王、公、臺吉等朝服集太和門，文武各官集午門。設御筵寶座前，內年夜臣、內務府年夜臣、禮部、理藩院長官視設席。丹陛上張黃幔，陳金器其下，鹵簿后張青幔，設諸席。鴻臚寺官引百官進，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進。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樂作，王年夜臣就殿內，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中和清樂作，分給各筵食物，酒各一卮，如授茶儀包養留言板。樂止，蒙古樂歌進。畢，滿舞年夜臣進，滿舞上壽。對舞更進，樂歌和之。瓦爾喀氏舞起，蒙古樂歌和之，隊舞更進。每退俱一叩。(29)
《會典事例》中記載的情況稍有分歧：
凡三年夜節年夜燕之禮。是日卯時，內外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塔布囊、伯克等，俱朝服在太和門會集。文武年夜臣、有頂戴官員俱朝服，暨朝鮮等國來使，在午門外會集。領侍衛內年夜臣、禮部、內務府、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理藩院堂官，共視設席。……是時禮部堂司官，引慶隆舞于丹陛上，司章歌作。小司舞、年夜司舞，司舞人以次進舞。……舞畢。次吹笳吹人員進殿，奏蒙古樂曲。次掌儀司官，引朝鮮、回部各擲倒伎人、金川番子番童等，陳百戲畢，俱退。內外王等以下公以上、臺吉塔布囊伯克、文武鉅細官員及各國來使等，各于坐次行一跪三叩禮興。(30)
這應該是乾隆朝平定金川以后的規定儀式。
綜合起來看，這套復雜儀式中，值得留意的是：1、主辦者，包含內務府、禮部、理藩院，代表著皇室和國家；2、儀式的配角是天子和幾富家群代表——滿洲王公、文武百官(滿漢兩族)、外藩蒙古王公、回子伯克，各國來使似乎處于旁觀者腳色；3、舞樂配備，除了繼承自漢族的傳統宮廷樂丹陛年夜樂、中和韶樂和中和清樂外，還有滿洲舞、蒙古樂、瓦爾喀樂舞和回部、金川(躲族)、朝鮮的雜技扮演，奇妙地整合了境內外、漢與非漢各族群的文明，極具代表性。
冬至宴。順治間制訂，儀式如除夕宴儀，但很少舉行。
元會宴。也在初一日，但只在一些特定年份舉行。參加者重要是百官年夜臣。但樂舞中應用外藩各族群樂舞。“歌闋，笳吹進，番部獨奏進，內府官引朝鮮俳、回部、金川番童陳百戲，為稍異耳。”(31)
千秋宴。是為高壽耆年者(60歲以上者)舉辦的祝壽之宴，設于暢春園，有時設于乾清宮，參加者包含境內各族群代表人物，境外屬國青鳥使也可參加。如乾隆五十年(1785)，“設宴乾清宮，自王公訖內外文武年夜臣，暨致仕年夜臣、官員、紳士、兵卒、耆農、工商，與夫外藩王公、臺吉，回部、番部土官、土舍，朝鮮陪臣，齒逾六十者，凡三千余人”。(32)
凱旋宴，自崇德七年(1642)始。順治十三年(1656)定制，凡出征將帥得勝凱旋時，天子接見并賜宴。乾隆朝，定金川，宴瀛臺；定回部，宴豐澤園；平兩金川，賜宴紫光閣。“其時所俘番童，有習鍋莊及甲斯魯者；番神儺戲，亦命陳宴次，后以為常。”(33)
外藩宴。包含兩類，一類是專為境內的蒙古王公臺吉預備的，舉行時間是每年的大年節(十仲春三旬日)和上元節(正月十五日)，主辦機構是內務府和理藩院。宴會地點設于保和殿，賜蒙古王公等，儀式包含就位、進茶、饌爵、行酒、樂舞、謝恩，好像元日宴。
除了上述集中宴請外，蒙古各部臨時來朝進貢，送親進覲者，或御賜恩宴，或宴于禮部，按天子唆使辦理。除蒙古部落外，還有索倫部落、西躲達賴喇嘛使者，甚至還有俄羅斯使者被宴請的記載。
另一類是針對諸國朝貢青鳥使的，如朝鮮、安南、琉球、荷蘭遣使來京，也有例宴。乾隆間，緬甸青鳥使陪宴萬樹園，以其國樂器五種獨奏。其后凡遇筵宴，備陳準部、回部、安南、緬甸、廓爾喀樂。(34)設置裝備擺設的是廣義的外藩族群音樂。
盡管看上往蒙古和朝鮮都遭到宴請，但實際上差別很年夜。好比，朝鮮使者能夠參加的宴會很少，並且，軌制上明確規定，宴席規格上，蒙古用四等席，而朝鮮用五等席。
當然，教化“異族”是一項復雜工程，僅有短暫呈現性質的儀式是不夠的，它還需求更長久、更不難隨時感知的象征性手腕和東西來輔助。此中有些是物質形態的，例如印信、服飾、儀仗、祠廟(包含牌位泥像)及詔敕等；也有的是無形的抽象的，例如語言文字、音樂跳舞等等。有些情況下，二者可以共同起來應用。
最不難觀察的是印信。它是權力的符號和象征。在清代，通過印信的形制、資料、規格及附著其上的文字，至多被賦予了5種以上的名稱，如寶、印、關防、圖記、條記等，雖然效能類似，但每種的具體含義都分歧。文字應用上，一切印信，都必須應用滿文，包含境外的朝鮮國王印、琉球國王印。親王、郡王印，中心各部院衙門印信，都是滿文、漢文對照。但理藩院應用滿蒙漢三種文字。各處所當局印信，印文也不雷同。蒙古札薩克印、盟長印，滿蒙文對照。駐在并統轄蒙古地區事務的官員印信，都附有蒙古文或許衛拉特蒙古文(托忒文)。但在官印上應用滿漢文以外的文字，僅限于蒙古。其他族群，一無破例，都只能應用滿漢文對照印信。無論是駐躲年夜臣還是東北、東南的各級土司。(35)當然，西躲活佛(呼圖克圖)、札薩克達喇嘛印信，用滿蒙躲三體對照或滿漢對照。(36)至于回子伯克，雖然也有品級，卻不給頒發印信，實際上并不作為正式官員對待。各族的政治位置于此可見一斑。
禮儀樂舞的族群多元化也承載著清朝“布邦教”于遠人的幻想。清代專門設有樂部，由禮部年夜臣兼管。樂舞作為儀式的不成或缺的部門，祭奠、朝會、宴享都離不開，清廷很是重視。“協之以聲歌，播之以器物”，“以格幽明，以和高低”。樂舞可以溝通人神兩界、和諧高低關系，感化匪淺。
清代收拾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宮廷樂之中和韶樂、丹陛年夜樂，又新設了蒙古樂曲、朝鮮國俳樂、瓦爾喀部樂、回部樂、番子(金川躲族)樂、廓爾喀部樂、越南國樂、緬甸國樂。這些新樂舞總稱“筵燕樂”，重要用于分歧的宴會儀式上，由樂部和聲署和內務府掌儀司掌管。八種新樂應用的具體樂器如下：
凡筵燕樂有九。一曰蒙古樂。器用笳吹之笳、胡琴、口琴、六弦箏各一。番部獨奏之云鑼、簫、笛、管、笙、箏、胡琴、琵琶、三弦、二弦、月琴、提琴、軋箏、火不思、拍版各一。一曰朝鮮樂。器用朝鮮之笛、管、俳鼓各一。一曰瓦爾喀部樂。器用瓦爾喀部之觱篥、奚琴各四。一曰回部樂。器用回部之達卜、那噶喇、哈爾札克、喀爾奈、塞他爾、喇巴卜、巴拉滿、蘇爾奈各一。一曰番子樂。器用金川之得梨、拍且爾得勒窩各一，班禪之得梨二，龍思馬爾得勒窩四。巴汪、蒼清各一。一曰廓爾喀部樂。器用廓爾喀之薩郎包養違法濟三，丹布拉、達拉、達布拉各一、公古哩四。一曰安南國樂。器用安南之丐哨二，丐鼓、丐拍、丐彈弦子、丐彈胡琴、丐彈雙韻、丐彈琵琶、丐三音鑼各一。一曰緬甸國樂。器用粗緬甸之接內塔兜呼、稽灣斜枯、聶兜姜、聶聶兜姜、結莽聶兜布各一，細緬甸之巴打拉、蚌札、總稿機、蜜穹總、得約總、不壘、接足各一。遇筵燕皆用之。(37)
史書中還詳細記載了各種樂器的材質、形制、制作工藝及簡單吹奏技法，于此不贅述。
此外，在婚喪儀式、祭奠儀式、朝貢儀式、使者招待、撫恤賞賜、行圍狩獵等幾乎一切觸及儀式軌制的場合，都顯示出各族群的差別對待。通過這些差別待遇，天子頭腦中各族群及其上層與本身、與清朝的遠近親疏得以展現。而場景化再現的最終目標，則是使疏遠者盡力變得親近，使親近者更親近，從而實現“懷柔遠人”的教化目標。
三、優遇蒙古：以禮儀軌制教化境內族群的樣板
在清代，蒙前人獲得了僅次于滿洲人的政治位置和社會位置。清後期，蒙古的文明位置，官方定位也居于漢文明之上，盡管其事實上的影響力沒有漢文明那么年夜。清朝優禮蒙古的政策源自努爾哈赤時代開始的滿蒙兩族休戚與共的歷史聯盟關系以及長期的通婚聯姻關系。(38)與通過馴服或軍事威懾參加帝國的漢族等其他族群迥然分歧，滿蒙族群上層之間構成了血緣上、政治上、甚至文明上的一體關系。當然，由于蒙古的各個分支與清朝的機緣分歧，內部依然存在著相當年夜的差異。尤其是青海蒙古和衛拉特蒙古，與清廷的關系遠不像內蒙古那樣親密。外喀爾喀蒙古則處于兩者之間。是以，作為一個族群整體，蒙古依然是教化對象，但同時又樹立為教化其他族群的榜樣。
政治上，蒙古是境內各族群中獲得較高自治權利的族群(盡管不是所有的成員)，清朝重要為治理邊疆族群事務專設的理藩院，就是從盛京時代的“蒙古衙門”發展而來的。處理蒙古事務，占到理藩院所有的任務的七成以上。有關蒙古族通過理藩院獲得的權利和優遇，這里不擬討論。僅僅從禮部的視角觀察，我們同樣可以獲得上述認識。
蒙古語文位置。早在清初，蒙古語文即獲得了滿、漢語文之外的法定三種官方語言之一的位置。國家政務中樞內閣專設有“蒙古房”，翻譯各種公函為蒙文，也兼翻譯回部、西躲文包養一個月價錢字。在印信、宮殿匾額、詔敕、國史(如歷朝《實錄》)、欽定《年夜躲經》及官方編纂的語言對照字典中，都有其一席之地。(39)“時憲書”也有專門印制的蒙文本，而朝鮮、越南都只能應用漢文本。面對八旗序列中的蒙前人，國家專設了單獨一個系列的科舉考試——蒙文翻譯科。(40)京城中從太學到義學，設立了各級蒙古官學，以此培養專門的蒙古語文人才。(41)
冠服儀仗。清代規定，各蒙古王令郎嗣及閑散臺吉、塔布囊，年滿16歲者，按定規給以應得品級官頂(頂戴)。這項權利，甚至超過了天潢貴胄的皇族宗室子孫，乃至乾隆帝年夜為驚異：“宗室中除承襲冊封及現有官職外，其閑散宗室，向無按品給頂之例。”于是決定“嗣后著將王、貝勒、貝子、令郎嗣及閑散宗室年已及歲者，俱照蒙古王公、臺吉、塔布囊之例，分別給予品級官頂”。(42)儀仗方面，蒙古王公享有僅次于滿洲同級別王公的規格，可以應用分包養女人歧數量的傘、槍、旗幟等，遇有行圍、出師場合都可以應用。唯有馬韁不得應用金黃色和紫色，這兩色是皇家專用的。當然，兼有皇室成員成分的蒙古額駙不在此限，還有規定。(43)
祭奠儀制。清代的國家祭奠有年夜祀、中祀和群祀三種。從高到低的三個祭奠層次中，蒙古都獲得了必定的位置。年夜祀，主祀六合、太廟。天帝、地祇，以清朝天子配祀；而太廟則以元勳配祀。蒙古的超勇親王策凌和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其神位排列東西兩廡。前者出生于外蒙古的賽音諾顏部，后者出自內蒙古科爾沁部，都曾為清朝立過嚴重功績。而所有的13人的配祀隊伍中，滿洲而外，就只要蒙古二人和漢族的代表張廷玉了。中祀，此中有祭奠京師歷代帝王廟中的帝王名臣。明朝出自本身的正統觀念，有包養ptt興趣壓抑南方平易近族，帝王中只要忽必烈一人進祀。清朝則根據本身的觀念進行調整。順治年間，增添了遼金元三朝帝王名臣，如元太祖成吉思汗，木華黎、伯顏等蒙古君臣。嘉慶帝也曾遙祭元太祖、元世祖陵寢。群祀，群祀中有祭奠人物的賢良祠、昭忠祠，也有岳、鎮、海、瀆和全國名山年夜川的天然神祭奠。作為名臣典范，前述的策凌進祀京師賢良祠，而名王僧格林沁除了在京師進祀昭忠祠，并擁有本身的顯忠祠外，在山東曹州、安徽蒙城、天津和東北奉天，都擁有專祀。清帝巡行盛京，也會令理藩院派人祭祀蒙古王、額駙、元勳墳墓。為了擴年夜這種人物祭奠的影響力，清中期以后這種專祠甚至建到sd包養了塞外的邊疆平易近族區域。例如，宣統朝在蒙古旗中樹立了潘萬才祠。(44)清朝還有興趣識地在邊疆平易近族區域選擇天然神祭奠對象，從而擴展祭奠范圍。如東北的長白山神，廣西的海陽山神，***伊犁的阿布拉山諸神，西躲的瓦合山神。最多的還是在蒙古族群分布的地區，包含協義昭靈興安年夜嶺神，祭于木蘭圍場；博格達山神，祭奠于***省會烏魯木齊；格爬山神等五座山神，祭奠于伊犁；楚呼楚山等三座山神，祭奠于塔爾巴哈臺；汗山神、肯特依山神，祭奠于庫倫；河源神，星宿海神，祭包養網dcard奠于西寧口外；靈顯宣威青海(庫庫諾爾)神，祭奠于西寧府城。(45)神祇的分布格式，無言地明示著清朝統轄下遠盛于明朝的國土和族群。
物質優待。蒙古王公來北京朝見天子，會遭到全方位的優待。後面提到了蒙古王公可以參加各種國宴，別的，天子年夜婚、公主下嫁、萬壽圣節(即天子誕辰)設宴，都會邀請蒙古貴族。上元節(正月十五日)天子會在圓明園的光明磊落殿，為外藩蒙古設宴，天子親臨，內務府、禮部、理藩院具體負責招待禮儀。除了國家機關設宴招待外，每年八旗中下五旗王府還要再設“王府筵燕”招待，但負責組織協調的是禮部和宗人府。“外藩蒙古王公朝賀來京，由禮部奏請于除夕后在五旗王府筵宴五次；由禮部將筵宴每日天期及宴席羊酒數目開列禮節，咨呈宗人府轉行各王府辦理。”(46)由八旗各王府招待蒙古貴族的傳統，始自天聰十年(1636)，普通在初一日以后擇日舉行，具體規定如下：
凡王府筵燕，各王府設席。備外藩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各席一；臺吉、塔布囊等二人共席；隨王等侍衛等官十員共席。每二席，蒙古羊一。每三席，酒一瓶。又用年夜蒙古羊三。于除夕后擇吉，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五旗王公各筵燕一次。每旗主席，以親王或郡王一人，就府中設席。其余本旗諸王、貝勒、貝子、公咸赴陪燕。(47)
朝廷因故不克不及舉行筵宴時，也會依照規格數量賞給王公相應的羊、酒。一切這些宴席食用的年夜蒙古羊、牛，朝廷所有的采購自蒙古地區。
除宴請外，蒙古、西躲活佛來京，清廷還會給予豐厚的餼廩(食品)，按日發給。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例，逐日給蒙古羊一，鵝二，雞三，牛乳七鏇。每旬日給牛一，二兩重黃茶一百五十包，酥油五斤，棉花八兩，鹽十八斤，二兩重黃蠟燭五十枝，白蠟燭十枝，燈油十斤，醬五斤八兩，醋一斤，蘋果、柿各一百枚，檳子、梨各一百五十枚，栗、棗各十斤，葡萄十五斤，核桃三百個。回程路費給牛一只半，天池茶一百包，酥油五斤，二兩重黃蠟燭五十枝，鹽二十四斤。隨行護送的喇嘛、臺吉、宰桑、護衛等，按例各按品級給予銀兩。(48)
蒙古王公及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辭世，清廷除遣禮部、理藩院官員前去宣讀祭文外，還要賜給撫恤用的牛羊，凡是是折成銀兩賞給。天子還經常賞給治喪銀兩。
教化之道便是以五禮“贊上導萬平易近”，(49)具體操縱方式，則不過乎勸與懲兩種。勸就是規定、引導、鼓勵。懲則相反，是制止和懲罰。兩者都可以在指導蒙古風俗的規定中找到例證。前者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阿爾泰烏梁海部巴牙爾圖旗老兵默多爾沁年滿103歲，乾隆帝認為“默多爾沁年過期頤，身體強健，壽祥遠屆蒙古部落，洵為升平嘉瑞”。命禮部查例賞賜。(50)還有嘉慶二年(1807)“察哈爾站兵吹扎布之妻一產三男，禮部題請照直省平易近人之例，賞給米五石、布十匹。蒙古以牲口為養生之資，賚以米布，在本家俱不適用。著交該都統等核照米五石、布十匹所值，折給馬牛羊等項包養平台牲口，俾資生計。”并就此成為一項定規，“嗣后蒙古處所有一產三男者，照此賞賚。”(51)如若蒙古風俗出現背離朝廷愿看的苗頭，也會獲得及時的禁止和糾正。如道光八年(1828)，天子針對蒙古出現尋求娛樂，學習唱戲等浮華風氣，專門諭令治理旗務的札薩克官員鼎力肅清，以恢復其“純樸舊俗”。咸豐三年(1853)，天子借官員毓書呈奏機會，又一次就外藩蒙前人學習漢文漢語、升引漢名，發出禁令，并通過理藩院傳達到整個蒙古區域：“蒙古處所，生性淳樸，不事浮飾。近來蒙前人升引漢名，又學習漢字文藝，殊掉舊制。茲據毓書奏稱，蒙前人詞訟用漢字，更屬非是。若不嚴行制止，斷然不成。著理藩院通行曉諭內外各札薩克部落，嗣后凡蒙前人務當學習蒙文，不成任令學習漢字，以副朕敦樸蒙古淳樸風俗之至意。”(52)這些事例都被收錄到《年夜清會典事例·禮部·訓飭風俗》中，作為定制堅持著法令性效率。
四、思惟資源：“華夷”觀念的異變與“內外”族群的認知
如上所述，與基于“華夷有別”觀念的明朝比擬，清朝禮制的最年夜特點即是濃郁的多元化族群顏色。在許多儀式中，包養合約邊疆族群已經由旁觀者或副角成為配角之一。這種禮制新格式的構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統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深入地反應著來自南方的統治族群的包養網單次滿洲對于本族及其他邊疆族群的文明價值的認知和認同。其集中體現，就是從頭定位華夷觀念。清後期，作為華夷對峙格式中“蠻夷”的一方滿洲族，雖然在政治上顛覆了對手——以“華夏”自居的漢族明朝，但在文明位置上的較量才剛剛開始。較之武力對抗，文明較量加倍艱苦。清朝最終打贏兩場戰役：一是雍正初年天子與明遺平易近曾靜之間展開的“華夷”論戰。針對曾靜宣傳其老師呂留良的“蓋華夷之分，年夜于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為域中第一義”，從而把滿洲視為動物而非人類的理論，奮起辯駁。認為華與夷的區別，只是棲身的地區之別，不料味著文明高低。華夷位置同等。滿洲族對中國有年夜功，它創立了幅員遼闊的國家，統一了蒙古諸部，中外一家，不應該再有什么華尊夷卑的區分。雍正帝援用孟子的“無父無君，是禽獸者”的話，認為不講君臣之道者才是禽獸。(53)強調滿蒙漢各族同等，本朝“夫滿、漢、蒙古，并無歧視”。(54)不單滿蒙不是夷，一切清朝境內的族群都不再是夷，而是同等的臣平易近。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針對滿洲年夜臣阿靈阿奏折衷應用“夷漢”概念，特別指出，“以百余年內屬之蒙古，而目之為夷，不單其名不順，蒙古亦心有不甘”。(55)乾隆二十年甘肅巡撫鄂昌甚至因所做詩中“稱蒙古為胡兒”，被斥為“自加詆毀”，迫令其自盡，為本身的錯誤觀念送了生命。(56)在清帝看來，一切境內的族群都是中國人，都屬中華范疇。只要敵對的族群，如當時的準噶爾和境外的族群如俄羅斯才可以稱為“夷”。這樣，就完成了清代“蠻夷”觀念的第一次轉換。這是清朝禮儀軌制更換新的資料、發展的思惟資源。另一場戰役是在文明上重構滿洲的族群文明和認批準識，即接收蒙古、新滿洲甚至漢族文明的成分，構筑所甜心寶貝包養網有的旗人為主體的滿洲文明。其方式包含編纂書籍，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滿洲源流考》和《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以后又擴展為《滿洲四禮集》)等。通過這些盡力，清廷在化解了境內能夠的族際文明沖突的同時，特別地構筑了以禮儀軌制為基礎和紐帶的兩重次序空間，構建多族群的文明象征體系，它的抽像展現之一就是《皇清職貢圖》。這些盡力，性質上同屬于文明建設，目標當然是從內外兩個維度來鞏固清朝的符合法規性及其統治。
乾隆末年，隨著包養網心得西洋人再度來華并提出各種請求，清帝意識到新的對手正在接近。馬戛爾尼使團被乾隆帝稱為“英夷”。道光以后，隨著雙方關系的緊張，西洋各國人都成為新的“蠻夷”。最明顯的就是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編纂的《籌辦夷務始末》。而原來的境外屬國，如朝鮮等反而被摘失落了“夷”的帽子，中性地稱為“外國”，至少是稍有貶義的“外番”。“蠻夷”的含義和指稱又一次發生嚴重變化。這一次，不僅僅是族群上、文明習俗上的差異，更是政治上的競爭和沖突，是國際次序的重構。在與新的強年夜文明對峙當中，千百年來，中國依附禮儀和教化來鞏固政治統治的法寶最終掉效，中華文明掉往了她的魔力。
評價清朝“教化”邊疆族群的成效，必須承認在清朝的絕年夜多數時間里，就政治次序而言，這個次序空間是穩定的。清朝的教化盡力，勝包養一個月利地強化了本身的“全國共主”的位置和文明上的凝集力，收到了積極的後果。少有的幾次來自邊疆和境異族群的挑戰，并未釀成嚴重危機。相反，我們甚至看到僻處東南的哈薩克汗阿布賚上表“愿率哈薩克所有的，歸于鴻化，永為中國臣仆”(57)的事例，看到東南海阪的蘇祿王國國重要求送上象征主權的地盤、國民圖冊的事例(58)。至于清末及平易近國時代的外蒙古和西躲的分離運動，重要不是來自體系內的沖突，而是俄國、英國等文明對手的操控。
與中國的歷史學家總是在縱向的王朝歷史經驗比較中闡釋清王朝的成敗利鈍分歧，歐美學者更傾向于橫向比較奧斯曼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清王朝等共時性帝國的歷史經驗，來尋求解釋。濮德培認為，“清朝并不存在所謂的“少數平易近族”，他們對差異性很是寬容，“他們能夠創造多元化分類方式與治理方法的緣由，在于他們是滿族人，而不是接收了漢族儒家文明。來自邊陲的落后平易近族找到清楚決計劃。”(59)這一看似簡明無疑的解釋并不克不及說明清朝勝利的本質。因為不是一切來自邊陲的少數平易近族和落后平易近族都自然“對差異性很是寬容”，蒙古樹立的元朝就是一個顯然例證。恰好相反，對漢族王朝政治文明的恰當接收，依照統治需求從頭闡釋“華夷之道”，當然也包含重視和吸納與本族文明、性情附近的其他塞異族群以均衡漢族的“體量”優勢，這些政治上的新創意都關乎滿洲人統治的勝利。若要簡化問題，毋寧從滿洲族群天生過程中孕育的以中國傳統禮法為焦點的復合型文明特質及由此賦予的善于接收他族文明的稟賦和才能往解釋更為有用。
注釋：
①由于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在漢語“平易近族”一詞的定義和內涵方面存在明顯不合，本文暫且應用“族群”概念指代漢語“平易近族”概念出現之前的平易近族配合體，包含文明上自成一系的部落和部族。
②如張仁善：《清代官員相見禮儀述評》，《文史雜志》1993年第4期；王文東：《清代的文明政策與禮儀倫理建設》，《滿族研討》2005年第3期。
③如陳東：《清代經筵軌制研討包養站長》，山東年夜學中國現代史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張美娜：《清代后宮軌制研討》，貴州年夜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④代表性的有王開璽：《清代交際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國民出書社，2009年；陳維新：《清代對俄交際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黑龍江教導出書社，2009年。
⑤謝曉輝：《帝國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軌制、禮儀與族群》，《歷史人台灣包養網類學學刊》2013年第2卷。
⑥柯嬌燕：《中國皇權的多維性》，劉鳳云、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第63-65頁。
⑦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緒論”落第六、七、八章，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
⑧《左傳·文公十八年》《逸周書》也提到：“周公制禮作樂，頒懷抱，而全國年夜治。”
⑨秦蕙田：《五禮通考·凡例》。
⑩《禮記·曲禮》。
(11)趙佶：《年夜觀五禮之記碑》。載咸豐《年夜名府志》卷之五《藝文》。原碑坐落在河北年夜名縣城東三公里石刻博物館內。
(12)《清史稿》卷82《志五十七·禮一·吉禮一》。
(13)《清史稿》卷82《志五十七·禮一·吉禮一》。
(14)康熙《年夜清會典》卷40《禮部一》。
(15)康熙《年夜清會典》卷72《禮部二十三·朝貢慣例》。
(16)乾隆《年夜清會典》卷56《禮部》。
(17)《清史稿》卷91《禮志·賓禮·藩國通禮》。
(18)康熙《年夜清會典》卷40《禮部》。
(19)(20)(21)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296《禮部·朝會》。
(22)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296《禮部·朝會》。
(23)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307《禮部·冊封》。
(24)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307《禮部·冊封》。
(25)(26)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315《禮部·頒朔》。
(27)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315《禮部·頒朔》。
(28)參閱王元崇：《清代時憲書與中國現代多平易近族國家的構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29)(31)(32)《清史稿》卷88《志六三·禮七》。
(30)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515《禮部·燕禮·年夜燕禮》。
(33)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1188《內務府·典禮》。
(34)《清史稿》卷88《志六三·禮七》。
(35)光緒《年夜清會典》卷34《禮部·鑄印》記載駐躲年夜臣印文字為滿、漢、回(維吾爾)文，似不確。應為長方形關防。從乾隆中期以后檔案原件中鈐蓋的關防看，則是滿漢合璧式。
(36)光緒《年夜清會典》卷34《禮部·鑄印》。
(37)光緒《年夜清會典》卷41《樂部》；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527《樂部·樂制陳設》。
(38)有關滿蒙貴族通婚的狀況及其宏大影響，見杜家驥：《清代滿蒙聯姻研討》，國民出書社，2003年。
(39)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13、15《內閣》。
(40)《清史稿》卷88《志六三·禮七》。
(41)參見張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學》，《平易近族研討》1990年第6期。
(42)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326《禮部·冠服》
(43)光緒《年夜清會典》卷29《禮部四》。
(44)《清史稿》卷87《志六二·禮六》。
(45)光緒《年夜清會典》卷36《禮部十一》。
(46)光緒《年夜清會典》卷40《禮部一五》。
(47)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518《禮部·燕禮》。
(48)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521《禮部·餼廩》。
(49)光緒《年夜清會典》卷26《禮部一》。
(50)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405《禮部·風教》。
(51)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406《禮部·風教》。
(52)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400《禮部·風教》包養金額。
(53)《年夜義覺迷錄》卷1，《清史資料》第4輯，中華書局，1983年。
(54)《清世宗實錄》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55)《高傲宗實錄》卷354，乾隆十四年十仲春戊寅。
(56)《高傲宗實錄》卷489，乾隆二十年蒲月庚寅。
(57)《高傲宗實錄》卷543，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
(58)光緒《年夜清會典事例》卷503《禮部·朝貢貢物一》。
(59)濮德培：《比較視野下的帝國與國家：18世紀中國的邊疆管轄》，《新史學》第16輯，年夜象出書社，2016年，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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