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華簡《耆夜》管窺周公制禮作樂
作者：王敏光 雷永強（南京財經年夜學特聘傳授；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傳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廿二日癸巳
耶穌2024年5月29日
周公“制禮作樂”奠基了中國禮樂文明的精力內核。這在傳世文獻中多有載錄，如《尚書年夜傳》云包養甜心網：“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包養網VIP，五年營成周，六年制作禮樂。”然時至唐宋之際，疑經辨偽之風漸起，周公“制禮作樂”亦為討論話題。南宋碩儒朱熹云：“周禮畢竟出于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包養網dcard固不成。”由于朱子理學集年夜成者的主甜心寶貝包養網要成分，這種觀sd包養點影響甚巨，直至近代。幸運的是，隨著清華簡《耆夜》的面世，此種懷疑將渙然冰釋。
周初禮樂文明的輪廓
清華年夜學包養俱樂部躲戰國楚簡《耆夜》篇共14支簡，稍有脫漏。較之傳世禮樂文獻，其禮儀節文、歌詩規整水平等皆有所不及，故致學界有所爭論。其實，清華簡《耆夜》展現的“猶有闕焉”恰好反證了周公初制禮樂的原初真實性。如簡包養金額文未見畢公酬酒及歌詩回應，后來周禮卻有樂師代賦；再如，此次宴飲，周公作祝誦《包養合約明明天主》僅一終，但在后來甲寅牧野之戰的慶功宴上，“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進，進《萬》，獻《明明》三終”，表白西周建國初期，這一套軌制尚在草創階段，但賓主獻酬互飲、賦詩而歌的雛形已年夜致具備。從整篇行文結構看，周公令人印象深入，儼然此次飲至禮的配角，其納樂進禮，使包養合約禮樂相須為用，為我們管窺周公“制禮作樂”及周初禮樂文明的演進供給了年夜致輪廓。
起首，《耆夜》飲至禮初具規模，為周代“鄉飲酒禮”及軍禮“飲至”的完美奠基了基礎。簡文記載武王八年景功討伐耆國，班師凱旋，在文王太廟舉行“飲至”禮。從本次飲至禮的舉辦地點來看，武王、周公選擇“文年夜室”，意義嚴重。馬融注《尚書·洛誥》：“年夜室，廟中之夾室。”孫星衍疏：“年夜室者，明堂中心室，亦曰年夜廟。”在此莊嚴肅穆的文王太廟里，“短期包養文王台灣包養在上，于昭于天”，凡是會在宴飲之前舉行相應的祭奠儀式，以樂成功于文王，此即周代“告廟”之制。飲至禮是古軍禮的主要環節，實質是軍隊凱旋而歸的慶功宴，側重于“以軍禮同邦國”的政治目標。故本次飲至，先“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盡管此時尚未封邦建國，但這種“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勛”的飲至禮能夠鞏固周初統治集團的內部團結，強化周人“國之年夜事，在祀與戎”的政管理念，為周人進一個步驟開疆拓土、剪滅殷商作了後期思惟動員。
其次，飲至禮的位次設定很是講究，體現了“禮別異”。簡文對參加飲至慶典的重要人員分別作以介紹：“畢公高為客，召公保奭為夾，周公叔旦為命，辛公甲為位，作策逸為東堂之客，呂上甫命為司政，監飲酒包養app。”文中所提六人皆周初股肱重臣。由于畢公高為此次撻伐耆地的主帥，功勞卓越，故其為本次飲至禮的主客。召公，先秦典籍多稱其召伯。據《逸周書·克殷》記載，在武王克殷后的開國年夜典上，他台灣包養曾協助武王處理政事，并奉武王之命“釋箕子之囚”。夾，同介，輔相之義。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也。”周公旦為“命”，即本次飲至禮的掌管人。為何選周公為命？據《史記·魯世家》載：包養管道“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說明周公在伐耆之戰中即便甜心寶貝包養網不是主帥，但其參與謀猷，“用事居包養ptt多”。另據《周本紀》載：“武王即位，太公看為師，周公旦為輔。”“輔”即太宰。《左傳·定公四年》衛年夜夫祝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年夜宰。”所以此次飲至宴禮，周公為命，與畢公成分對等。至于辛公甲其人，梁玉繩《人表考》云：“辛甲始見《左襄四》，周太史。夏侯啟封支子于莘，莘、辛聲近，遂為辛氏。”作為周太史，他深諳歷史典故，諫言記事，故為位，即“列中庭之擺佈謂之位”。而“作策逸”又作“作冊逸”“史佚”“史逸”。《尚書·洛誥》載：“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后。”“作冊”當為官名，亦為史官，側重于策命。《逸周書集訓校釋》卷十一《逸文》云：“博包養心得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皇帝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可見，史佚自己博聞強記，善于應對，能經常提示周王，拾遺補缺，是周王的擺佈股肱，故位為東堂之上客。至于呂上甫，就是大師耳熟能詳的呂尚父，或太公看，在武王即位后，“太公看為師”，位高權重，在翦商反動中發揮了關鍵感化，包養網站如《詩經·年夜明》贊其“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同時，“司政”即“司正”，韋昭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甜心寶貝包養網無常官，飲酒則設之。”故此次飲至由他來擔任司正監酒是極為合適的。總之，通過對上述六人的座次介紹以及腳色定位，已初見周人“尚齒”“親親”“尊尊”的禮儀規范。
最后，飲至禮上的歌詩言志體現了“樂合同”，暗示周初已開啟了溫文爾雅的禮樂時代。《耆夜》篇重點記錄了武王賞賜之后的飲酒賦詩。依照禮制法式，先由主人武王酬謝畢公。他賦詩《樂樂旨酒》，夸贊畢公、周公兄弟齊心，誠信有愛；健壯勇武，戡耆立功。隨后武王酬謝周公，作歌《輶乘》，贊賞周公出類拔萃，“包養網ppt克燮仇仇”。武王酬畢，作為主獻的周公接續敬酒，他也是先敬主客畢公，并作歌《赑赑》，贊美畢公帶領軍隊，“赑赑戎服，臧武赳赳”，戰無不勝，“裕德是求”。隨后周公酬酒武王，并作祝誦《明明天主》包養犯法嗎一終。從內容來看，實為愛崇武王，他宣揚天主降享，武王已受天命，年夜年夜增強了周初統治集團團結御敵的信念與決心。正當周公秉爵欲飲之際，忽然有蟋蟀降于堂上，周公即興作歌《蟋蟀》一終，取義重在“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李學勤認為“周公作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台灣包養網的，要旨在于告誡大師，不成躭于歡樂，忘記前程的艱難”。此論甚確，不成移易。今本《詩經·蟋蟀》“好樂包養違法毋荒”，鄭玄箋：“荒，廢亂也。君之好樂，不當至于廢棄政事”，宗旨與周公所賦《蟋蟀》同。周人戡耆凱旋，本應盡情暢飲，享用勝利的喜悅，周公卻借題發揮，戒懼在座“良士”“康樂而毋荒”，實則安不忘危，深謀遠慮，因為滅商年夜業尚任重道遠。
周公函化氣質的引領感化
需求甄別的是，武王酬酒，作詩二首，從語言風格觀之，多為勸酒套語。而周公酬酒，卻賦詩三首，且三篇宗旨各不雷同，八面玲瓏，格調高遠，一代政包養dcard治領袖風采躍然紙上。其首賦《赑赑》多贊譽畢公武功之辭，應為現場有針對性的勸酒令。第二賦《明明天主》則歌風為之一轉，在內容上遠非止于勸侑酒食，已著重于宣揚武王授命，倡導愛崇新王，實乃意識形態的建構。其三作歌《蟋蟀》，更是高瞻遠矚，富于憂患意識。“命”在飲至禮上本為勸酒之職，結合《尚書·金縢》周公自語其“仁若考能，多材多藝”，武王也著實信任周公能以其“才藝”在此次飲至禮上應付裕如，故設定其為“命”。周公不負重托，充足發揮其“命”的職責，既酬酒歌功，勸畢公“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悼）”，同時請求畢公“裕德乃求”包養金額。而“求德”的結果必定是“德將無醉”，為飲至禮設定了高尚的品德約束力。這包養感情對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周人來說，可謂振聾發聵，實是告誡諸位“良士”謹記文王教誨，“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請求他們勤勞王家，恭儉惟德，力戒淫逸。當然，周公這里并非板起面貌進行說教，而是作歌為諫，開歌詩諷諫之先河，“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高低同聽之則莫和睦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和睦親”。這種勸諫委婉之至，能達到凝心聚力的後果。
據《墨子·貴義》載：“周公旦朝讀《包養平台書》百篇”，“對夏商歷史很是熟習，縷舉商代史事如數家珍”，并逐漸萌發出強烈的史鑒意識。鑒于夏桀酗酒掉國、殷紂嗜酒敗德，故此次宴飲，正在眾人觥包養行情籌交錯之際，周公賦詩《蟋蟀》，包養價格ptt警醒當局人“毋已年夜（太）樂，則終以康”，可謂憂思深遠。而周公的甦醒是武王認可的！《逸周書·度邑解》載武王盛贊周公“年夜有知（智）”。蓋由于武王忙于伐紂戰爭，故“制禮作樂”的軌制建設和文明建設就落在“年夜有智”的周公身上。如馮潔軒所云：“事實上周公是周初可數的年夜政治家，西周初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辦法可以說都與他有關，說他制禮作樂，應是可托的。但他或許只是個草創者，禮樂之日趨繁復，還在于歷史的積漸”，表白禮樂軌制建設是一個長期積累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的漸進過程。
總之，清華簡《耆夜》篇的發現，使我們清楚周公“制禮作樂”有了一手資料的支撐。周公作為主獻，卻“搶戲”武王，歌詩作賦，將嚴肅的政治規諫用溫情脈脈的詩歌表現出來，開辟了周初詩歌敘事的文明先河，而周公的文明氣質在此中起著關鍵的引領感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討專項學者個人項目“出土簡帛與周代樂制、樂教研討”（22VJXG021）階段性結果）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