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林徽因給沈從文寫信（梁從誡編《林徽因集》，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12月，《手札》第160頁）：
二哥：
怎么了？《至公報》究竟被整理，真叫人賭氣！有措施否？
昨晚我們這里忽收到兩份怪報，名叫《亞洲平易近報》，篇幅年夜極，似乎內裡還有文藝副刊，是年夜範圍的組織，且有打算的，看情況似乎要《至公報》永遠關門。氣糊涂了我！社論看了叫人毛發能倒豎。我只盼望是我神顛末敏。
這日子若何“打發”？我們這公民連骨頭都腐了！有新聞請告一二。
徽因
林徽因所說的《至公報》，指天津版《至公報》，該報的文藝副刊那時由沈從文主編，林徽因在文藝副刊上頒發過不少文學作品，還和梁思成一路為文藝副刊design過刊頭圖案。關于此事，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說：“11月21日，日寇命令復刊天津《至公報》，用另出《結合亞洲前驅報》取代。林徽因接贈閱的該報和約稿信，還傳聞年夜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任務，乃惱怒責問：‘莫非他們不了解他們在做什么？’”（陳學勇《林徽因年譜》，見《林徽因尋真》，中華書局2004年11月，第222頁）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表〉補》（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2期）中也有雷同的文字，可是《〈林徽因年表〉補》并沒有援用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而《林徽因年譜》援用了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從而讓讀者感到此信為其立論之根據。
曹汛的《林徽因師長教師年譜》亦云：“11月21日，《至公報》被japan(日本)人命令復刊，japan(日本)人辦起《亞洲平易近報》。徽因得知后寫信給沈從文，對日人的行動表現極年夜的氣憤。”（曹汛《林徽因師長教師年譜》，文津出書社，2022年7月，第108頁）兩人都說天津版《至公報》被japan(日本)人命令復刊，但曹汛說japan(日本)人辦的是《亞洲平易近報》，和陳學勇所說《結合亞洲前驅報》判然有別。
這些說法，頗值得講究。第一，細讀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看情況似乎要《至公報》永遠關門”，這種口吻表白天津版《至公報》并沒有關門，只是似乎、將要“永遠關門”的意思。第二，日寇出書的什么報？是《結合亞洲前驅報》仍是《亞洲平易近報》，共享空間抑或兩份教學場地都出？第三，林徽因接《結合亞洲前驅報》的約稿信，以及“年夜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任務”如此，究竟是怎么回事，出處安在？
經筆者反復查證，得出如下結論：
一、天津版《至公報》在1935年11月21日并未復刊。12月8日，天津版《至公報》的文藝副刊頒發了林徽因的文章《留念志摩往世周圍年》；12月9日，天津版《至公報》的文藝副刊頒發了蕭乾的劇評《〈財狂〉之表演》。假如該報于11月21日復刊，怎么還能在12月8日和12月9日登載文章？有興趣思的是，這些資料均被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援用，載于“日寇命令復刊天津《至公報》”之后，不知為何會呈現前后牴觸的情形。
1935年，日寇尚未動員周全侵華戰鬥，也沒有完整掌控天津，那時日寇能否發布過復刊令，權且存疑；天津版《至公報》直到1937年8月5日才正式復刊。盧溝橋事情后，日軍年夜舉防禦平津，1937年7月28日晚，日軍開端防禦天津，天津的對交際通中止，天津版《至公報》只能在市里刊行。7月30日，上海版《至公報》頒發題為《天津本報刊行轉移之講明》的社評，指出“天津本報決與中華平易近國在津之符合法規的統治同其命運，義不受不符合法令告訴之干預。萬一津市符合法規官署有中止之日，則非論本國軍事占領或呈現任何不符合法令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將本日主動復刊，待國度符合法規的統治恢復之日，再持續出書”。（1937年7月30日上海版《至公報》，第2版）同日，天津失守。天津版《至公報》于8月5日復刊，實屬無法之舉，其主因并非由于日寇命令，而是由於天津失守，被“本國軍事占領”，天津版《至公報》自行復刊，表示出堂堂邪氣。
故日寇在1935年11月命令復刊天津版《至公報》的說法，是曲解，曲解的起源，當為對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誤讀。
二、1935年12期《國光雜志》頒發了簽名“清虛”的文章，標題是“‘亞洲平易近報’進一言：對一班出賣內陸的人們的總奉勸”，文章說：“前天看到了一份北平新出的《亞洲平易近報》，是12月1日才發刊的，天天四張，範圍頗不算小。”文尾注明“廿四年十仲春旬日寫于長沙”。（《國光雜志》1935年12期，第45頁至第51頁）
1936年4月19日，《金剛鉆》頒發了簽名“躍馬”的文章，標題是“包世杰在平辦《亞洲平易近報》”，文章指出：“北平方面有一發生不久之《亞洲平易近報》，掌管報酬辦事交際部之包世杰，包以馮玉祥掌管東南軍時期，一度任包頭方面之交涉員，殆與馮系略有姻緣，惟其人媚外性成，鮮顧廉恥，當土肥原在平津運動時，包丐士氏向平津政府懇求撥款辦報，以宣傳中日親善，土肥原許之，因致函是時之河北當局主席商震，請助包以辦報經費：創辦費一次為五萬元，以后每月常常費為七千元，商氏為睦鄰起見，即許賜與創辦費二萬五千元，以后每月常常費二千元。包得款后，即在東交平易近巷創建《亞洲平易近報》，以倡導東亞平易近族共存共榮為標榜，而字里行間，乃佈滿漢奸氣味。及商震調豫繼任冀省府主席者為宋哲元，宋對親鄰之義，尤為清楚，故于該報每月常常費，增給一千元，每月共給三私密空間千元，包于是年夜喜，近特將該報遷后細瓦廠，擴展范圍，日出三年夜張。此外殷逆汝耕對該報亦予支援，該報殆儼然為華北漢奸宣揚之機關矣。”
此文論述了《亞洲平易近報》掌管人包世杰的成分佈景、辦報經過歷程、經費起源等，提醒了該報的漢奸氣味。綜合兩篇文章的內在的事務，可知林徽因氣憤、“氣糊涂了”的緣由，以及《亞洲平易近報》創刊于1935年12月1日，并非japan(日本)人所辦，而是漢奸的賣國行動。
三、至于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作期，《林徽因集》等均稱11月下旬。既然《亞洲平易近報》是12月1日創刊的，林徽因不成能在11月下旬讀到該報。信中說“昨晚我們這里忽收到兩份怪報，名叫《亞洲平易近報》”，顯然這兩份報都是《亞洲平易近報》，應當是分歧每日天期的報，也就是說，至多已註銷兩期。是以，這封信的作期決不成能為11月下旬，應定為12月上旬較允當。
筆者又核對了《結合亞洲前驅報》的情形，“全國報刊索引”顯示“0個檢索成果”，百度上也查不到此報，不知這畢竟是一份如何的報紙，甚至有沒有這份報紙，也未可知。
別的，筆者查詢了說起復刊天津《至公報》、用另出《結合亞洲前驅報》取代的著作，共四部，即林與船編著的《梁思成的江山歲月》（西方出書社，2005年9月），李喜所、胡志剛的《梁思成的宿世此生》（西方出書社，2010年1月），林與船編著的《建筑宗師：梁思成》（湖南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7月），邵麗坤、朱丹紅的《一念花開鎖清思——林徽因》（北京產業年夜學出書社，2013年5月），都是淺共享會議室顯讀物，出書時光均晚于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譜》，更晚于其《〈林徽因年表〉補》。這四部著作有關復刊天津《至公報》、用另出《結合亞洲前驅報》取代的話語，與陳學勇基礎分歧，只是在表述上略作變異。
綜上所述，“日寇命令復刊天津《至公報》、用另出《結合亞洲前驅報》取代”之說，泉源為陳學勇的《〈林徽因年表〉補》，不知其說根據安在。筆者認為，前一句的命令復刊已不符現實，后一句聚會場地的“取代說”很有能夠出自坊間風聞。實在打算“要《至公報》永遠關門”的，只要一份報紙，那就是佈滿漢奸氣味的《亞洲平易近報》。當然，野心勃勃得逞。
而對“林徽因接《結合亞洲前驅報》約稿”之說，既然這份報紙的相干信息無從知曉，又何來約稿？況且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中只說“收到兩份怪報”，并未說起約稿之事。“還傳聞年夜約有五十個中國人還在為該報任務”，更不知出處安在，根據安在。
曹汛的《林徽因師長教師年譜》把復刊與《亞洲平易近報》扯到一路，半真半假。能夠是作者查不到所謂的《結合亞洲前驅報》，卻看見了《亞洲平易近報》，加之錯解林徽因給沈從文信的內在的事務，于是得出“《至公報》被japan(日本)人命令復刊，japan(日本)人辦起《亞洲平易近報》”的結論。作者發明了一些題目，但沒有深刻研討，乃至呈現誤讀與“嫁接”。
總之，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佈滿平易近族年夜義，彰顯了一個常識分子的錚錚鐵骨，值得贊揚。但錯解此信本意，偏離基礎現實，并非學人作為。研討汗青，必需以現實即史料為基準，史料的真正的性是汗青迷信性的包管，也是其性命力地點。該下的“笨工夫”必需下，勿使的“小聰慧”使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