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來燕榭書札》 黃裳 蘇晨
黃裳
最早追蹤關心來燕榭主人黃裳（1919—2012），是在20世紀90年月。當時，我癡迷于古籍善本的加入我的最愛與判定。固然那時囊中羞怯，有力購躲心儀的古籍，但對于和古籍加入我的最愛相干的書刊，倒是時辰留心和傾囊的。1998年8月9日，我在羊城書肆購得齊魯書社梓行的黃裳的《清代版刻一隅》，不只對其古籍加入我的最愛略有清楚，更經由過程其書了解清代版刻的雕版工藝及藝術價值。后來，還買過《古籍稿鈔本經眼錄：來燕榭書題跋記》，對其躲書的豐贍了然于心。在持續追蹤關心黃裳古籍加入我的最愛的同時，我還留心其和信札有關的著作，先后購置了他的《來燕榭書札》《故人書簡》《黃裳手稿五種》和《榆下夕拾》等。看他經由過程信札引教學場地出的故人故事，就想到若有一天能加入我的最愛他的一兩通訊札，那該是一件多麼的美事。工夫不負有心人，2016年的春季拍賣會，在廣州某拍賣行呈現了他的五通訊札，是寫給原花城出書社副社長蘇晨的。因信札起源清楚，且受信人也是較為熟習的文明名人，遂預計介入競投。遠在北京的我委托了廣州的伴侶相助舉牌，不曾想并未構成熱鬧的競爭，我便以未超越本身的預算順遂支出冷齋。此刻看來，余生已晚，固然無緣親承教澤，但冥冥中似乎仍是與黃裳有緣。
五通訊札均為鋼筆書寫，文字內在的事務著錄于2019年齊魯書社出書的《榆下夕拾》中，但個體字句有釋讀過錯。第一通訊札書寫在20×25=500的十六開稿箋紙上，橫寫，稿紙下側印有“我的稿紙（橫直兩用），噴鼻港上海書局監制”字樣。信札書文曰：
蘇晨同道：
曾定夷同道來，帶來您的信，早已收到，遲復為歉。
噴鼻港三聯書店擬發行我的一本“游記”，取名《山水·汗青·人物》，他們說與花城出書社有協作之約，此書可同時由你社出版，并擬將原稿影印件寄上，要我寫信與您聯絡接觸，我感到如許做很好，別有意見。稿如寄到，請您抽暇核閱，內在的事務不知有否需求刊定之處?此集大都頒發于港《至公報》副刊，寫得比擬不受拘束，盼望您不客套地提出看法。
此外，此書本命名《富春集》，港三聯以為，此名在港無吸引力，遂改今名，我認為原名亦不壞，然《山水……》系師陀同道的一本小冊子的書名，是以我想花城如擬印，無妨仍用《富春集》，亦佳，請裁奪。這本書完整是游玩書，當然內在的事務深了些，也許在游玩讀物中，可以湊數。
比來仍是忙，也不知忙些什么，過兩天想寫一篇《魯迅與浙江》，給曾定夷同道，上海作協要閉會了。月前姜德明兄來滬，曾數次晤談，也談及您，對您的目光、氣勢都極贊嘆。盼你們的出書社做出好成就來。匆此即致還禮！
黃裳5月26日
黃裳致蘇晨信札之一（朱萬章供圖）
《榆下夕拾》有四處釋讀或誤植之誤，“抽暇”誤為“抽時”，“至公報”誤為“年夜學報”，“副刊”誤為“附刊”，“仍用”誤為“應用”。信中說起的“曾定夷”為花城出書社《漫筆》雜志社編纂，乃蘇晨同事；“姜德明”為躲書家，曾任《國民日報》副刊編纂，著有《姜德明書話》《相1對1教學思一片》《書邊夢憶》《獵書偶記》等。黃裳在1981年11月25日致函姜德明時也談及港版書的情形：“明天收到港三聯寄來一本《山水·汗青·人物》樣書，印得很美麗(與《隨想錄》一類)，竟有十六萬字之多，諸文皆頒發于至公園之游記，你大要都已見過，但集在一路，也是風趣的，已催更寄若干冊來，到后即奉呈一本”，可與此信互為印證。
信中說起的《山水·汗青·人物》，由噴鼻港三聯書店于1981年11月第一版。此書恰好與作家師陀（1910—1988）在1979年3月于上海文藝出書社排印的散文集同名，故在花城出書社付印時擬更名《富春集》。但后來付之剞劂時則并非此名，而是《花步集》，于1982年5月第一版，義務編纂為李聯海。該書的內在的事務撮要注明是作者近年來的紀游文集，包含“姑蘇的雜感”“湖上小記”“白下書簡”“京華十目”四輯三十九篇文章，“作者以飽含著對內陸和國民誠摯的情感，并應用其豐盛的史地常識和精美文筆、把山水、汗青、人物三者天然地糅合在一路，成為一部獨具一格的散文”。據此可知此書與噴鼻港三聯版《山水·汗青·人物》當為統一本。黃裳于2005年在題跋《花步集》時也說：“此書與港版《山水·汗青·人物》內在的事務全同，即前書之國際版也。原請從文師長教師為題簽，卻未用，甚憾。花步之名源于花步里，即姑蘇留園主人劉蓉峰所居處”，不只指出與港版書為統一種，更指出其書名的前因後果。至于《富春集》的書名和沈從文（1902—1988）的題箋因何未用，則不得而知。信中說起的《魯迅與浙江》一文，經查《漫筆》雜志及黃裳文集，均未找到此文，或許此文并未真正成文。
此信的信封以鋼筆書：“廣州年夜沙頭四馬路花城出書社，蘇晨同道，上海黃緘”，郵票乃郵資八分的“中日國交正常化十周年（1972—1982）”留念郵票。郵戳時光漫漶不清，作者也并未注來歲款，《榆下夕拾》中也未標注時光，但據信中說起兩本書的情形，則此信當在花城版《花步集》出書之前，在噴鼻港三聯版將出書之際。據此，則寫信時光當為1981年5月26日。
第二通訊札書寫在三十二開空缺便箋紙，豎寫，書文曰：
蘇晨同道：
我的一本小書《花步集》校樣，早于年頭即讀好。后得李聯海同道信告，此書估量二三季度之間出書，不知邇來新聞若何?前接葉圣老定本新刊《日誌三抄》，又見他處市場行銷，《花步集》仍未刊進書目，甚念。請撥冗一查見復。姜德明同道前些時來滬，曾托舞蹈場地他轉詢，因恐其事忙，不如自寫一信。
匆此即致
還禮！
黃裳七月八日
黃裳致蘇晨信札之二（朱萬章供圖）
此信并無年款，亦未見信封，據信中說起的《花步集》校樣，由《花步集》版權頁上顯示的出書時光，《榆下夕拾》將此信時光定為1982年7月8日，是可托的。信中說起葉圣陶（1894—1988）的《日誌三抄》，由花城出書社支出“花城文庫”，于1982年1月出書。這與推知的黃裳寫信時光是吻合的。很顯然，此信是訊問《花步集》出書情形，并且很快就獲得了蘇晨的回應版主，因此便有了第三通訊札。
第三通訊札書寫在十六開橫格信箋上，橫寫，書文曰：
蘇晨同道：
感謝您實時告知我印刷廠的情形，否則我還在傻等呢！
當然盼望并信任能設定新的印刷廠，什么時辰“可看”印出，有便請告訴一聲。
專此復謝，即致
還禮！
黃裳 82/7/12
此信有明白的年款，但《花步集》版權頁上注明的出書時光是1982年5月。很顯明，此書的現實印行時光要遠遠晚于5月，隨后的第四通訊也證明了此點。
第四通訊札書寫在印有“文報告請示便箋”的三十二開信箋上，豎寫，書文曰：
蘇晨同道：
手書奉悉，贈書及毛邊本四十冊，亦早收到，甚謝。因急于見此書出書，屢次催問，務希見諒。此書所記，尚是三四年前事，如再遲出，不免難免有遲到消息之感。然此書終非消息，正不妨也，并承優予計酬，更令不安。
此書付梓尚佳，惜用紙少差，封面色彩亦少艷麗，未來若有重印機遇，少加修改，必能改不雅。貴社所印葉老、巴公二書，印制甚精，友人多贊為邇來出書品之白眉，巴金亦說印得不差，附聞。
匆復即祝
秋安！
黃裳十月十九日
此信書于1982年10月19日。信中“少差”，《榆下夕拾》誤釋為“稍差”。說起的巴金（1904—2005）在花城出書社的書，當為此年3月出書、與葉圣陶書同時支出“花城文庫”的《序跋集》。在此之前的1981年4月，巴金亦在花城出書社舞蹈場地出書了小說集《利娜》，并在1982年6月重印，故亦有能夠指這兩本。
第五通訊札書寫在三十二開空缺便箋紙上，橫書。書文曰：
蘇晨同道：
年夜約半年多以前，曾向《漫筆》投寄過一篇《常熟訪古記》，隔了許久，獲得一張告訴，說預備用。迄今未見頒發。一月前因編集子，要支出此文，曾請李聯海同道將排出年夜樣賜寄一份，迄今亦無下文。
昨見《漫筆》一月份市場行銷，無此文，想未頒發，此文寫得欠好，亦不太合于《漫筆》請求，若有艱苦，敬請行將原稿掛號賜還。因小集已編好，只缺此稿了。
為了瑣瑣大事，多次有所請乞，務希見諒，并賜協助為盼。
即致
還禮！
黃裳上一月十四日
此信并無年款，《榆下夕拾》也未標注。經問詢現任《漫筆》雜志編纂，得知黃裳所言《常熟訪古記》，后改名為《虞山訪古記》，刊發在《漫筆》第23期，于1982年11月出書，而在該文的末尾，黃裳自注寫作時光為“一九八二、六、二十，追記”，則黃裳此信的時光可推知為1983年1月14日，這與信中所言“年夜約半年多以前”投稿是吻合的。而他在寫此信時，其文章實則曾經在《漫筆》註銷。
黃裳《虞山訪古記》登載于《漫筆》總第23期（朱萬章供圖）
略感遺憾的是，現已無法找到蘇晨回應版主黃裳的信函，否則在解讀來燕榭書札時會更為活潑和飽滿。黃裳比蘇晨年長十一歲，兩人通訊時黃裳為作者，蘇晨為出書社主事者，在其信札中，大略可看出黃裳《花步集》付之梨棗的逸聞，亦可從正面看到一個年過花甲依然筆耕不輟的作家的身影。
在停止此文時，我想到一個題外話。我和蘇晨固然同時生涯在一個城市達二十余年，也一度追蹤關心他主編的學術與散文集刊《學土》，但因任務并無交集，再加上他是先輩，我是后學，故一向無緣識荊。在購得來燕榭信札之后，我就開端追蹤關心蘇晨的靜態和相干著作。在2個人空間016年，先后從此外渠道取得其《礪堂自珍集》和《蘇晨向學散文集》。翌年的世界唸書日，我在北京向陽公園逛書市時，居然以五元訂價在冷攤購得其《野芳集》。偶合的是，此書的出書時光與黃裳的《花步集》是統一年。更詫異的是，此書系蘇晨的簽名本，上書“天來兄教正，蘇晨”，鈐白文方印“蘇晨印信”。由此看來，無論是寫信人，仍是受信人，我和他們都算是有緣。
2020年4月11日于京城之西壩河左岸